在6月24日出版的《三聯生活周刊》中，王小峰發表的《Beyond：撒了一點人文作料的心靈雞湯》一石激起千層浪，文中指出“把Beyond放在整個華語音樂范疇內，他們毫無優勢可言。”對Beyond樂隊時下享有的地位和神化色彩提出質疑，亦提出香港這座主打市井文化的城市之所以能夠提供給Beyond成長空間，是因為“整個香港流行文化（影視，音樂）在80年代達到商業繁榮的高峰，某種程度上，這是受惠于內地的改革開放”。專欄作家張曉舟4天后在騰訊“大家”中發表與王小峰觀點針鋒相對的文章《香港作為一個文化雜種的情懷》，對王小峰的種種觀點予以反駁。兩位在樂評界同樣地位高企的作者緣何意見大相徑庭，在這兩篇文章中爭論的焦點又是什么？

王小峰 張曉舟

　　對于Beyond音樂的評價

　　從Beyond音樂和思想入手，王小峰認為Beyond樂隊在這兩點都不足以撐起其現在擁有的地位，“客觀地說，若論音樂性，Beyond的音樂談不上有多出眾，僅僅是比那些流行歌多一點音樂質感；論時髦，他們的音樂也不及達明一派或林強……他們恰如其分地取了一個流行音樂的平均值。”

　　王小峰：

　　“Beyond后來受歡迎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的歌曲旋律朗朗上口，他們用口水歌的旋律來表達他們的一些想法，這其中包括了批判現實、人文關懷、勵志人生、天地大愛等各類題材……一些悲天憫人、大而無當甚至有些空洞的歌詞配上惡俗的旋律，不管在香港還是在內地，聽起來立刻就變得有些超凡脫俗了。”

　　對于Beyond音樂的質素，張曉舟認同王小峰的判斷“Beyond確實是一支無論是音樂還是思想都不能高估的樂隊，尤其在黃家駒去世后更是漸漸淪為一支青春懷舊樂隊。”但張曉舟認為，完全否定Beyond音樂的思想性太過極端。

　　張曉舟：

　　“王小峰認為‘Beyond的音樂呈現恰恰是把人生而不是時代抓住了’，然而一支抓不住時代的樂隊至今卻已經流行了三十年，這似乎有點說不通，或許換一個詞會好一點：‘時代精神’，也就是說Beyond缺乏像羅大佑和崔健那樣能夠見證時代風云推動社會進程的東西，或者說缺乏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含金量，這么說也說得過去，不過例外總是有的，比如獻給曼德拉的《光輝歲月》正是典型的八九十年代人道主義時代曲；《長城》和《農民》則體現了中英談判之后和回歸之前，港人對于大中華的粗淺想象，這當然也頗具時代意義。”

　　對香港文化地位的爭論

　　王小峰認為作為一個曾經的殖民地，從一個漁村演變成一座大都市，香港沒有像上海那樣形成一個屬于自己特色的文化氛圍，它本質上仍無法擺脫其市井特色，那就是它只有通俗文化。

　　王小峰：

　　“如果說香港文化就是傳統中國人生活中的市井文化，即使后來經濟發展，商業發達后形成的各類商業文化現象變得精致時髦，它本質上只有通俗文化。而另一方面，香港作為殖民地，它始終生存在一個沒有歸屬感的狀態下，在文化上的體現是，一方面它可以不用選擇去接受外來事物，在流行音樂方面，他們最初就是唱英文歌；另一方面，這種沒有歸屬感帶來的不安又讓他們試圖去尋找一種精神家園，所以香港的武俠文化為什么如此發達，實際上就是在殖民文化中尋找一種愛國自尊的心理平衡。”

　　張曉舟認為自己對香港文化的認同和王小峰對于香港的文化優越感不能簡單歸結于兩人的一南一北的文化背景。在張曉舟看來，兩人的爭論焦點在于“‘大中華文化’對香港文化的一種源遠流長的霸權意識。”

　　張曉舟：

　　“通俗文化是否就缺乏文化的資格？市井特色是否就不算特色？殖民地文化是否因為沒有歸屬感就缺乏文化的獨立身份？

　　香港文化的特色確實是通俗文化發達，但重要的是，高雅文化與通俗文化，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區隔，在香港遠遠不像在大陸那么明顯，想想從黃霑到金庸的例子就知道了。王小峰在不知不覺地用一種凌空蹈虛的大中華情懷去解讀黃家駒情懷，從而充分暴露了大中華文化與香港文化之間的鴻溝和隔閡。”

　　網友的話

　　●就像我們的喜好很難被改變一樣，也不要對他人的看法和行為做過多無謂的評論。

　　●雖然我非常喜歡Beyond，盡管當我翻開《三聯》看到的第一篇文章是對Beyond的揶揄，雖然我邊看邊罵，但是……我認真去讀了第二遍。所有人都哭的時候要允許有人笑。

　　●Beyond好聽嗎？個人認為不好聽。即便音樂這種主觀成分很重的東西，也有客觀標準的，不能因為有個外國樂隊演奏了他們的歌曲就表明他們好。王菲的東西也不怎么樣，大家覺得他們好是因為參照物太差。當然大家聽什么都行，自己樂意就行。王小峰就是這樣，挺好的。

　　●這件事本身還是很有價值的，可以明白兩件事——要尊重他人的快樂和信仰，同時也要容忍，甚至鼓勵對偶像和權威的解構與嘲弄。

　　●不管外界怎樣評述，Beyond曾經的影響都在那兒，而且影響的不止是一代人。這阻礙不了我們懷念家駒，懷念Beyond。

編輯:梁碩芳